汉中之战，三国时期除了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外，最为重要的战争。
一场曹操与刘备之间的汉中之战，其结局对于三国鼎立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失败一方的曹操而言，虽然在离开汉中之前迁移走了大部分人口，但汉中战略要地的得而复失，使得曹操此后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内无力再染指益州。而对于胜利一方的刘备，借汉中之战，全部占据益州，基本实现了诸葛亮《隆中对》所提到的“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为后续蜀汉立国奠定了决定性的基础。
汉中，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群山屏抱，汉水横贯其间，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古以来，汉中就是为立国争霸者必争之地。战国时汉中属楚，便构成秦难向东发展之一因。后秦得汉中，使楚易于受到侵犯。秦末汉初，刘邦更凭汉中而成帝业的基地。
东汉末年，汉中作为益州北部一郡，更关系到秦陇、巴蜀之安危。
此时，益州牧是刘璋，而汉中一带的是割据近三十年的军阀、第三代天师（称师君）的张鲁。张鲁据传是西汉留侯张良的十世孙、天师道（五斗米道）教祖张陵之孙。
刘璋为人懦弱多疑，张鲁为人骄纵粗鲁，双方互相看着不顺眼，于是刘璋杀张鲁母弟，双方成为仇敌。刘璋在内败张鲁，外惧曹操的情况下，听信手下张松、法正之言，迎接刘备入益州，想借刘备之力，消灭张鲁，抵抗曹操。
公元212年，建安十七年，刘备、刘璋关系恶化，刘备率众反攻刘璋。刘璋依托蜀地地利条件与刘备相峙。不得已，刘备调遣诸葛亮、张飞、赵云等人从荆州增援，才使战局形势才大有改观。在雒城（今四川广汉）受阻达一年后，建安十九年，刘备率军围攻成都数十日，在法正为内应下，刘璋选择开城出降。至此，刘备彻底控制了益州大部分地区。
一年后，215年，建安二十年，张鲁率众自巴中归降曹操，曹操占据汉中。
曹操占据汉中后，司马懿曾建言：“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因此之势，易为功力。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失时矣。”司马懿强调刘备以欺诈手段占据益州，蜀人对此很不满意，也不臣服，更谈不上归顺。此时机不可失，我们顺势进军益州，势必瓦解益州人心，打败刘备。
谋士刘晔也提醒曹操：“ 明公以步卒五千，将诛董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势慴海外。今举汉中，蜀人望风，破胆失守，推此而前，蜀可传檄而定。刘备， 人杰也，有度而迟，得蜀日浅，蜀人未恃也。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刘晔认为此时蜀人尚未安定，如果不趁机拿下益州，将来刘备站稳脚跟，安定下来，据险防守，再加上文有诸葛亮，武有关羽、张飞，恐怕今后再无机会攻打益州。
然而，曹操并未听从他们的建议，只是感叹一句：“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
曹操的这句“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出自语本《东观汉记·隗嚣传》：“西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陇（今甘肃东部），蜀（今四川中西部），“得陇望蜀”比喻得寸进尺，贪心不足。
曹操的考虑重点是如果以汉中为据点，向蜀地推进的现实军事地理劣势——交通条件恶劣、军粮供应的巨大压力，于是冷静地选择放弃汉中。
曹操从汉中离开，留征西将军夏侯渊，督张颌、徐晃等屯汉中，并听从雍州刺史张既的建议，将汉中数万户民众迁移到了长安、洛阳、邺城等地。
此时，刘备得知曹操已定汉中，意识到汉中作为巴蜀的北部屏障，汉中安则蜀安，汉中失则无蜀。于是，迅速与孙权罢兵求和，稳定缓和双方的关系。
建安二十二年，刘备采纳法正建议，留诸葛亮镇守成都，带领法正、张飞、马超、黄忠、赵云、魏延、黄权等一众将士谋臣剑指汉中。
这场战争的初期，刘备亲自率主力部队自金牛道到达阳平关，在此对峙超过一年，因为徐晃的抵挡，久攻不下。而张飞、马超、吴兰、雷铜等将率领的偏师，几乎全军覆没。
曹操自己则在长安观察南阳、汉中的局势，一时间未到达汉中，全凭坐镇汉中的夏侯渊有条不紊的应对刘备的进攻布置防守，数战数胜。
面对被动的军事形势，刘备紧急发书，要求后方征调军队。坐镇成都的军师将军诸葛亮全力征调益州之兵，增援刘备。
得到后方援兵后，刘备以优势兵力从阳平关南引渡汉水,，一举抢占了阳平关南面的军事要地定军山。夏侯渊在攻打定军山中，忘记了曹操的叮嘱，作为主帅用兵时，一味依仗勇敢，以身犯险，缺乏智慧和计谋，惨遭大败，夏侯渊、益州刺史赵颙及夏侯渊之子夏侯荣等阵亡。
夏侯渊死后，张颌作为临时主帅，依托汉水来阻止了刘备进攻，曹军趁机巩固了阵地，双方再次进入相持阶段。
又过两年，建安二十四年，面对刘备在汉中的迅猛发展，曹操心中极为不安。公元219年，在平定宛城之乱后，曹操亲自率领十万大军从长安经褒斜道，二度亲征汉中。
得知曹操抵达汉中，刘备立即集中兵力，扼守险要据点，始终不与曹军正面大规模交锋。
汉中道路艰险，军粮运输困难，相较于刘备军，曹操军粮草不继的问题更加严峻。特别是屡屡疲惫应付刘备军偷袭曹军粮道，不但损失了大量粮草，兵士士气也极大下降，果然像曹操之前分析的那样，军粮出现了问题，而且久战不下，危机四伏。
面对刘备的铁桶防守策略，面临着粮草运输和百姓迁移的压力，汉中对于曹操而言，只是一个孤立的、远离政权中心的军事战略要地，是“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的“鸡肋”，无奈之下，率军离开，退兵长安，拱手将汉中送给了刘备。
刘备占据汉中后，派遣刘封、孟达、李严等攻下了汉中东面的房陵、上庸、西城三郡，连通了汉中与荆州的联系，实现了“跨有荆益”的战略目标。在群臣拥护之下，在沔阳设置坛场，称“汉中王”，正式建立蜀汉政权。
纵观曹操指挥的对统一全局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官渡、赤壁、汉中三大战役，只有官渡一役获得胜利，其余二役都以失败告终。
复盘这场汉中之战，历时两年，战争规模大，战况复杂，与战争相关的“黄忠斩杀夏侯渊”“赵云巧设空营计”“得陇望蜀”“定军山”“智取汉中”等故事和典故广为流传。
汉中，从防御角度看，失去汉中的益州，门户洞开，曹军可顺嘉陵江而下，或经秦岭对成都平原造成持久的巨大威胁。因此，当年司马懿、刘晔等人在曹操占据汉中后就极力建议其趁势进攻蜀中。若无汉中，后来的蜀汉政权只能在四川盆地自守。
汉中之战的胜利使得刘备全据益州，不再担心来自北方曹魏集团的威胁。在汉中之战结束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曹丕和刘备先后称帝。而在此战之后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两个国家在绵延的秦岭山脉两侧进攻和防御。横亘在关中与汉中的秦岭山脉成为两国稳定的国界线。
若刘备未取得汉中之战的胜利，曹魏从汉水上游发动攻击，蜀汉是没有任何地利优势的，亡国的可能性极大。若蜀汉灭亡，东吴孙权将在整个长江流域独自与强大的曹魏政权对抗，南北对峙的格局很可能也不会形成。
对曹操说来，益州本可唾手而得，但因他对益州牧使者张松简慢无礼，使之转与刘备相结，以致备顺利取得益州，他则失之交臂。
曹操既不接受司马懿、刘晔一举而下全蜀的意见，反给刘备取得了“据险守要”的机会，同时又不能慎择人选，固守汉中，作为日后窥蜀的准备，竟用“但知任勇”，不能“行之以智计”的夏侯渊做征西将军，担任屯守汉中的重要责任，错上加错。
蜀汉建国后，诸葛亮、蒋琬、费祎、姜维屯田汉中，屡次北伐，都是由曹操在汉中争夺中的失误造成的。
但如果就此说曹操不重视汉中恐怕也不是真实情况。
曹操为何“得陇”而不“望蜀”?
曹操之所以放弃对汉中的据守，其一是摆脱汉中对其主力的牵制与调动；其二是更好的经营关陇，将其作为军事前沿阵地与蜀汉的军事基地汉中对峙，以形成对蜀汉造成强大的围堵、震慑；其三是曹操以率先屯田作为先敌行动的方案，而蜀汉在汉中的屯田显得被动，是一种战略保障。
第一次占领汉中之时，司马懿、刘晔等人的建议是从局部考虑，曹操的拒绝则是将关陇与汉中通盘考量。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陇右与汉中也不能兼得。将防线放在关陇，军粮补给变得轻松，避免与蜀汉在汉中一地的兵力胶着， 也就是摆脱了“致于人”的军事被动。
曹操以关陇为防守基地，切断了汉中与陇右的联系，而且放弃汉中时，基本上将汉中的人口迁徙一空，留给刘备的汉中地区实际上成为一个孤立的军事堡垒。
在古代人口、劳动力是最重要的。有了人口，就有了一切，有了财富，有了武力，有了政治地位和权力。”没有人口的汉中为蜀汉带来的经济与军事战略价值都大打了折扣。刘备虽然占据了汉中的地理优势，却同时承受巨大的压迫与围困，不得不苦苦向陇西发展，寻求突破，才有了蜀汉后期的连年北伐。
关于曹操未能借占据汉中之机进攻益州的原因，还有一种情况，即208年10月，曹操轻易取得荆州后，未听从贾诩休养生息的建议而直接进攻东吴，在赤壁遇到了孙、刘联军的痛击，死者大半，败走华容道，回到南乡郡（今河南淅川县东南），仰天大恸，破灭了一举吞孙、刘的美梦。七年后，已近暮年的曹操，面对益州用兵，更趋于谨慎稳健，不愿意重蹈当年在赤壁覆辙。
因此，我们不得不钦佩曹操的战略思维，汉中并非仅仅是“鸡肋”这样简单，利用汉中的形势，加强陇右的建设，采取以逸待劳，坐而待其毙的方针，不断提升曹魏的综合实力，对最终灭蜀汉统一全国有着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