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编写计算机代码的时候，绝不只是在设计一个产品，而是在重新设计人类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所以我们最好对政治、社会与文化都有一定的了解。而且我们最后的决定，最后也必须由我们来负责。
以信息交换信息的交易已经无处不在。目前，每天都有数十亿人与科技巨头进行大量交易，但因为几乎没有任何金钱流动，也就无法从银行账户中看出端倪。我们从科技巨头那里得到信息，而我们付出的代价也是信息。随着越来越多的交易采用以信息换信息的模式，信息经济的成长其实是以牺牲货币经济为代价的，最后可能连货币的概念都会动摇。
比起政治人物与选民，有些人（比如高科技公司的工程师与高管）更了解人工智能、加密货币和社会信用之类的新科技发展。但遗憾的是，这些人多半并未运用他们的知识来协助约束这些新科技的爆炸性潜力，而是用它们赚取了数十亿，或是积累了大量PB级的数据。
这会导致信息的不对称：那些领导信息革命的人，比起那些应该监管它的人更了解背后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只是一直高喊“顾客永远是对的”“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又有什么意义呢？
科技的发展很少是确定的。如果相信了科技决定论，觉得没有别的可能，也就等于让人类再也不用负责，而这会十分危险。没错，人类社会也是由各种信息网络组成的，而发明新的信息技术就必然会改变社会。
比如，人类发明印刷术、发明机器学习算法，都必然会引发深远的社会与政治革命。但人类对于这种革命的速度、形式与方向仍然有极大的控制权，也意味着我们应该负起很大的责任。
当初发明了便宜的收音机之后，德国几乎每个家庭都买得起一台。但收音机有什么用呢？有了便宜的收音机，意味着代表极权领导的演说能够直接传进每个德国家庭的客厅，也意味着每个德国家庭都能选择收听不同的广播节目，反应并培养出多样化的政治与艺术观点。民主德国走了其中一条路，联邦德国则走了另一条。虽然技术都一样，但不同的政体对技术的使用却完全不同。
21世纪的新技术也是如此。想要发挥我们的能动性，就得先了解这些新技术的本质与能力，这对每位公民来说都是急迫而应付的责任。当然，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得去拿个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但如果希望未来还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就确实需要好好了解计算机对政治的影响。